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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仑:一个买卖人的思考

2012年06月14日09:54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薛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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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君子分手

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,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。在海南创业不久,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,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。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,无意中听到,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,但没人愿意做。

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,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,问人家:“我们做一个行不行?”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。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。没多久,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。

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,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。邓干得很出色,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。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,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。1993年,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。

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,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,身为老大的王功权,在纠结了一段后,把位子让给了冯仑。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,导致分歧不可避免。

冯仑发现 “梁山模式”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,它导致了“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,造成组织效率低下、是非多样性、苦乐不均,周边能人很恼火”,陷入了一种“前进无路,后退遗憾”的困局中,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。

冯仑研究了土匪的组织结构,发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在于低水平不断重复,只有共产党才将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、最成功。他还研究太平天国,研究“天京之变”。他把罗尔纲的《太平天国史》给兄弟们看,建议他们要有耐心,不能搞成“天京之变”。

大家同意了,痛苦了挺长一段时间。冯仑曾对记者说:“我们不想分开,几年里几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该怎么走,有的人难受得哭了。外人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。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,潘石屹住楼下,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,等待着,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,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。”

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,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。冯仑在第一本书《野蛮生长》中提到3个契机促成了这次分家——“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,暂且回避一下。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、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,这带来了一个契机。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:当时张维迎在牛津,介绍一个女人回到中国,就是张欣。张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《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》给张欣看,张欣要回国,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。她回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,就算认识了。”

“一个多月以后,我们去香港,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,我们一行三四个人聚会,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,等我们回来以后,他们俩就谈恋爱了。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,张欣带来的价值观、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,认为不行就分嘛。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,说我们太土了。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,但她把西方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。”

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。正在这时,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,周给他讲“退出机制”和“出价原则”,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——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,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。

“以江湖方式进入,以商人方式退出”的念头就此诞生了。当“老大”确立分家规则、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,“万通六兄弟”终于分道扬镳、各奔东西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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